高效能的监管是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必由之路。实现高效能监管，必须抓住监管的主线，即监管的“纲”。

　　市场主体的高速增长、市场业态的不断变革、市场行为的日益活跃、市场交易关系的日趋复杂，使市场监管“事多人少”的矛盾更加凸显。唯有变革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构建科学、简约、贯通的监管体系，才能解决监管难题，提高监管效率，维护市场秩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社会交往的“通行证”，是连接经济与社会交往的枢纽。信用缺失，既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紧张，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现代市场监管，就是要运用法治思维，透过纷繁复杂的市场具象，理清信用与市场秩序及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抓住“信用之魂”，探究市场监管之“道”，从而打通监管链条，构建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

　　1、诚信与市场秩序

　　诚信不是现代社会的发明专利，古已有之。不过，在传统的语境下，诚、信是一种互训关系，诚即信，信即诚。诚与信，在《尚书》《周易》《礼记》《论语》等经典著作中出现的频率颇高。历代大儒对此多有阐述。

　　在传统文化中，诚即“毋自欺”，也就是实，强调内在的道德品性。《孟子》一书中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讲述成人之道的《大学》强调“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把诚作为由知到行的重要一环，是根本的道德修养功夫。

　　信，就是信用，强调“言必行”，是践行信义之规范，即“诚”之用。有学者考据，“信”出现在文字记录中，比“诚”还要早。“信”作为诚的外化，是看得见、能感受到的“行迹”，是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的依据。信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对于信之重要，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极为重视。孔子的“民无信不立”，魏征的“信为国本”等等，流传至今。

　　诚信是集诚实与信用为一体的复合词，是目前社会建设领域频繁使用的概念范畴。在日常语境中，诚信与信用也经常混用、混淆。不过，诚偏重于道德层面，是个体的内在修养；信，则是信用，是诚的外化，是内在道德转化为社会、经济行为的表现。诚是信的内在依据，信是诚的外在表现——诚为信之体，信为诚之用。所谓体，就是根本，就是缘起；所谓用，就是具体的功用。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范畴，涵盖整个社会领域。诚信是强调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行为的规范，体现的是整体的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信用状况。信用是一个更具经济学、法律学特点的概念。与社会道德领域不用，在考察人们的经济、法律行为时，更重视的是“诚”之外在表现，即根据“诚”之“行迹”，判断其是否守信、行为是否合法。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基础。因此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契约是保证信用的基本形式。按照契约交易，就是市场上基本的守信行为。政府、市场主体和消费者，都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所有的参与者，以信用为重、按照契约办事，市场秩序就会井然有序，交易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市场就会高效运行。反之，市场就会混乱无序，交易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市场的效率就无从谈起。在极度失信的情况下，市场交易难以为继，经济难以运行。

　　2、市场监管之“纲”

　　没有信用基础，市场交易就无从发生，更不能持续。现代金融体系，就是以国家、企业、个人的信用为基础构建而成的。信用之重要，不必多说。但是，对于信用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秩序之关系，研究有待深化、细化、系统；同时，对于如何借助信用监管提升经济和社会治理水平，则更需深入。

　　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孕育了自然经济之下的信用观。但是，古代中国社会信用观，扎根于血缘与地缘交织在一起的熟人社会，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关系大有不同。在现代社会，信用不仅仅是判断一个人道德如何的依据，还与个人或组织的生产、消费、生活、学习息息相关，成为维系经济社会关系的枢纽。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已经把政府、市场主体、个人捆绑在一起，是一个整体的生态链。正因为此，信用渗透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把经济社会无缝焊接到一起。与自然经济时期相比，因为交易的无处不在，市场经济使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信用就显得如空气般重要。自然经济下的熟人社会，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去依靠熟人生产、交易、借贷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转向以信用为基础、以交换为特点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人能成为荒岛上独自生活的“鲁滨逊”。

　　社会变迁意味着旧秩序的打破与新秩序的重建。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基于良知与人情构建的道德礼俗秩序，必然为基于契约而构建的信用法治秩序所取代。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经济社会领域广泛存在的“信用缺失”，主要是“道德滑坡”引起的。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恰恰混淆了原因与结果——事实上，正是因为经济关系的变化，导致了自然经济下形成的信用资源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信用资源的需求，才造成了所谓的“道德滑波”。正因为此，仅仅依靠提倡诚信，并不能解决社会道德领域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运用法治思维，通过制定信用法律、完善信用体系，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之网，提升包括诚信在内的社会道德水平。

　　市场监管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联系经济社会生活的纽带。它贯穿于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各个环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生产环节，降低产品质量标准，就是一种违法失信行为；在交换环节，以次充好、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合同欺诈、夸大宣传等等，都是有违诚信的行为；在消费领域，预付消费诈骗、不履行售后义务等，都是不讲诚信的行为；至于在分配领域，偷税漏税，拖欠乃至克扣员工工资等，根本上都是诚信原则的违法行为。

　　总之，面对千千万万、千变万化的市场主体，监管部门当然应对其具体的行为进行规制。但是，需要牢记的是，信用才是“具象”背后的“共性”，才是市场有序或失序的根源。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就是抓住信用这个根本。在此基础之上，变革监管思维、打通市场监管链条、构建监管体系，才是治本之道。具体说来，就是以完善信用法律为核心、以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以“双随机、一公开”为抓手，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共治的作用，从而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3、信用立法是核心

　　无规矩难成方圆。围绕信用构建监管体系、完善市场经济，当务之急是加大立法力度，出台一部目标宏大、体系完备、执法有据的信用法。

　　笔者曾强调这样的观点：市场经济下的信用内涵，远非传统社会可比。我们所构建的信用体系，基本上是一项平地起高楼的工程。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信用资源，实在太单薄、太零散。与此相关的信用监管经验，更是不成体系。因此，关键就是要根据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从整体上进行系统、合理、科学的设计。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及信息化的推进，信用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宏大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加重视。国家出台了《2014—2020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绘制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路径图；一系列与信息公开、征信、信用监管有关规章的出台，也为加强信用建设、提升全社会信用水平，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在传统礼俗社会，道德在维护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道德靠良心、清议、习惯等发挥作用，核心在于良心或曰良知，自律是其首要特征。道德的自律作用，能提升个人修养，并通过榜样的力量对社会起到教化作用，形成积极向善的风气。法律规范的是人们的行为，是通过对外在行为的规范、惩治，起到维护秩序的作用，其主要特征是他律。在法治越来越健全的社会，对社会主体来说，守法是基本的道德底线，对法律心存敬畏也是法律内化的基本要求。

　　与道德相比，法律对社会行为的约束更具刚性、更直接、更明确。在整个社会信用资源比较匮乏、社会整体信任度较低的情况下，加大信用法治建设力度，就显得尤为迫切。法律通过明确的表述，清楚地告诉社会成员，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这就为人们的行为划定了清晰的界限。采用这样的方式，正是遵守了法律的规范，就是行为之善，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就会在生产生活中获得便利；而违反法律，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就是法律的惩恶。所谓惩恶，就是以强制手段、以财产损失、限制自由等方式，让为恶者付出相应的代价，从而以儆效尤。惩恶，是彰显善的另类方式，就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在现代社会，法治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或组织的行为起着基本的规范作用。因此，借助法律制度的设计与执行，是信用建设的基本路径。

　　欧美等国家在信用立法、监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或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就把信用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核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并发挥市场作用，建立了征信评信制度评级机制。美国的信用法律主要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诚实租借法、信用修复机构法等十几部。这些法律奠定了美国信用社会的制度基础。除此之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信用评估机构的作用，在整个社会编织了一张“信用之网”。在这张大网之下，每个人或组织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证生活的正常进行，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信用。正因为此，信用成为规范个人或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发挥市场效率的基本手段。正是借助这一手段，减轻了政府的监管压力，降低了监管成本，提升了监管效率。

　　说到底，信用之所以能成为人人重视的资源，成为市场监管的核心，与信用的存在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信用与人的一生相伴，一个人的声誉，是信用不断累积的结果；市场主体的信用也是如此。作为不断累积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信用乃至信誉，会有助于其生产、交易、信贷等，使之成为市场竞争的胜出者。而较差的信用或名声，也必将影响到其生产经营，最终成为市场竞争的淘汰者。有时我们说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作为监管者，就是要从这个根本出发，通过信用法及相关制度的设计，强化信用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引导个人和各类组织，像孔雀爱惜羽毛一样，爱护自己的信用。

　　4、打通信用监管的链条

　　信用法规的初步建立和信用体系的加快建设，正在悄然改变着“信用缺失”的状况。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个人或市场主体越来越意识到信用与消费、信贷、企业竞争力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信用信息的归集与公开公示制度，使守信者得到便利，让失信者“扬名天下”，正在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与此同时，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已具雏形，且威力初显。

　　市场监管职能的整合、监管体制的改革，为深入推进市场信用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市场监管部门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在推进信用立法建制、企业信用信息建设方面，有着众多优势，必定大有可为。坚定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思路，打通信用监管的链条，是深入探索市场监管模式的战略性目标。

　　以信用为轴心，进行市场监管制度设计。要想实现高效能、可持续的市场监管，就要改变把具体市场行为作为主要监管着力点的思路，以信用为基础，着眼长远、长效，系统、科学、整体设计监管链条，理顺监管环节。信用是贯穿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通行证”。同时，它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市场主体准入、竞争、退出的各个环节中充分体现出来。在制定和修订法律时，就要把诚信原则一以贯之地渗透其中，突出激励诚信、严惩失信的监管导向，使信用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成为市场秩序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

　　通过整体性制度设计，使信用从监管之“术”上升为监管之“道”，从监管的一个方面成为贯穿监管理念、监管方式的立足之本，打通市场秩序与信用监管的逻辑关系。

　　破解信用监管难题，夯实信用监管基础。信用监管的基础是信用信息的归集与共享，而难点在于部门、行业、地域间信用信息的孤立、隔离。信用信息的范围很广，与所有个人、组织的交易、消费等活动紧密相连。市场监管部门掌握着市场主体准入退出、交易行为等大量基础性信息，但这并不是信用信息的全部。银行、税务、公安等众多部门，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掌握着属于本领域的相关信用信息。这些信息如何归集到一起，乃至互联互通、共享共用，是信用监管的基础。没有全国一体、行业共通共享的信用信息库，信用监管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

　　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建立，企业年报、经营异常名率、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惩戒等制度的推行，为围绕信用构建新的监管模式奠定了基础。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些探索和实践，已经初步勾勒出信用监管的链条，初步形成了新的市场监管模式。与以往市场巡查等“人盯人”的初级监管模式相比，这无疑更符合市场形态日趋复杂、市场主体大幅增加、信息技术更加发达、社会治理现代化等现状及变化趋势。

　　完整的信用信息系统和面向整个社会的公示系统，是信用监管的两个关键。在实现信用信息“一体共享”的同时，要把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完完整整地向社会披露，发挥社会监督、社会共治的作用。信息公示、“双随机、一公开”、惩戒失信的大框架已经形成，当务之急是针对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改造技术流程，完善监管制度，使信用监管更加简约、高效，最终使信用监管从部门职责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发挥市场作用，完善资信评级体系。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孕育，建立了客观、公正、系统的资信评级体系，促进了信用信息的市场化、规范化，促进了企业诚信经营、规范交易。同时借助这一手段，使信用信息成为宝贵的市场和社会资源，既促进了社会信用意识的增强，又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规范、高效运行。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挥市场作用，培育形成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的资信评级体系，也是未来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守信是守信者的通行证，失信是失信者的墓志铭”。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健全的信用信息系统、高效的信用监管模式、规范的市场评级，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旦如此，前述谚语所言必会成为现实。（作者：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学院副院长李清栋）（来源：湾区信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