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前11个月全国实际执行到位逾1.3万亿元

　　●　全国法院一年半网拍74万余次成交5014亿元

　　●　2018年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7000多人

　　●　累计5亿人次网友在线收看“决胜执行难”直播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非打不可。通过这场战役,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士气,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2018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作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说。

　　2018年,“基本解决执行难”进入最后总攻冲刺阶段。按照最高法有关人士的说法,这一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了哪些突破性进展?是如何取得的?近日,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信息化让执行驶入“高速路”

　　“你可以判我还钱,但我没财产”,几乎是所有“老赖”共同的台词。查清被执行人家底无疑是破解执行难案件的重要一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高法建立“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截至2018年9月30日,已实现与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民政部、人民银行、自然资源部等16家单位和3903家银行联网,基本实现对主要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

　　在最高法推进建设“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的同时,多数高级人民法院也在辖区内建设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实现对本省辖区“老赖”身份和财产信息的有效查控,形成对“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的有力补充。网络查控“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和相关信息的有效覆盖,实现执行查控方式的根本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梅评价说,全国执行查询系统让执行工作驶入“高速路”,最高法“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铺就的“国道”和高(中)级法院“点对点”网络中心查控系统铺就的“省(市)道”相互配合、互为补充。

　　据统计,2018年1月至11月,全国法院新受理执行案件700余万件,执结670多万件,执行实际到位金额超过1.3万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分析说:“宏观上看,虽然执行案件收案量持续增多,但在法院执行力度不断加强、执行措施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执结增长率‘跑赢’案件增速,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胜态势已经形成。微观上看,执行难的成因是深层次、多方位的,解决执行难问题也必须从造成问题的各个方面入手。”

　　找到财产后如何变现又是一道“拦路虎”。如何“降虎”?记者从最高法了解到,全国超过90%的法院为此实行网络司法拍卖。

　　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告诉记者,从2017年3月网拍系统上线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网络拍卖74万余次,成交22万余件,成交额5014亿元,标的物成交率73.13%,溢价率66.24%,为当事人节约佣金152亿元,有效解决了财产变现难题。

　　联合惩戒极大震慑“老赖”

　　查找财产、财产变现,只是破解执行难的手段之一。对于抗拒执行行为,依法惩治是必要的手段。

　　2018年,人民法院对恶意逃避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人,依法适用司法拘留、罚款、限制出境等强制措施,坚决打击抗拒执行行为。

　　全国法院针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措施持续加码,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近1300万例,共限制1700多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540多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2018年以来,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共判处罪犯7000多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说,人民法院通过联合惩戒不仅补齐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短板,对失信人产生巨大震慑,更对弘扬诚信意识产生积极影响,推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氛围。

　　2018年12月27日9时38分,一辆路虎豪车出现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交警大队指挥中心实时监控系统的大屏幕上。黄岩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立即通知交警拦截并赶往现场。这是第36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中法院、公安联合定位行踪抓“老赖”的一幕。

　　2018年5月17日以来,最高法新闻局会同执行局按照每周不少于一期的频率,先后在山东、北京、江苏、浙江等地举办36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向社会公众全景呈现人民法院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进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12月中旬,累计超过5亿人次网友在线收看。

　　“全媒体直播凝聚了全社会打击‘老赖’的共识,让社会认识到,造成执行难的因素很多,既有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滞后、协作单位配合不到位的问题,也有因为经济风险导致的执行不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吕艳滨说。

　　须加快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认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已经到了“滚石上山”的阶段,必须加快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周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报告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时建议:完善执行立法,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

　　刘贵祥介绍说,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完善执行与破产衔接机制,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探索社会救助、商业保险救助等途径,依法有序分流解决终本库中的执行不能案件。

　　执行团队模式改革、执行工作机制改革……一系列长效机制的构想,旨在全面提升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8年以来,最高法批复广东等地法院执行试点方案,扎实推进执行体制改革。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打破行政区划,设立由中院统一管理的执行分局；上海、江苏法院设立执行裁判庭,审理执行程序中涉及实体权利的重大事实和法律争议……

　　如何做大司法救助金的“蛋糕”?各地法院也在不断探索。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推行“法院+保险”联动,2018年7月28日,与法院签署合作协议的保险公司为30起案件的35名困难申请人发放救助金近35万元,为甘肃首例保险救助理赔案圆满画上句号。

　　法者,治之端也。完善执行立法,才能为解决执行难提供充分法治保障。

　　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呼吁尽快出台强制执行法,将执行程序、执行措施、被执行人义务、协助执行人范围、责任等具体化,完善顶层设计,巩固执行成果。2018年,强制执行法已明确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最高法有关部门负责人说,2018年,全国法院执行干警不分昼夜、无惧寒暑、不畏艰难,扎扎实实办好每一起执行案件,确保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显著成效。（完）（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