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改革路径
由于现有国际评级机构的控制，新兴国家评级机构的话语权严重缺失，而占据全球评级市场巨大份额的三大评级机构在对待新兴国家的评级上却有失公允。
文／郭娜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作为金融市场的裁判员，在提高金融市场效率、防范信贷风险、维护正常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弊病逐渐显露出来。 当前的国际评级体系主要由标准普尔（简称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机构把控，三者均为美国机构。近年来，三大评级机构广受质疑。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不仅没有起到预防和制止的作用，还误导了经济发展趋势，扩大了危机的影响。 后危机时代，人们在反思金融危机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改革问题。 新兴机构话语权受控 在给全球金融机构进行信用评级之外，国际评级机构还做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主权信用评级主要是对一国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的判断，评级的高低对一国的金融主权意义重大，并且与一国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一国的经济波动息息相关。 目前，国际评级体系是以标普、惠誉、穆迪三大评级机构为主导，这三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世界上80%资本市场的评级事务都由三大机构控制。这样一来，三大机构就拥有了国际资本的定价权和在信用评级领域的话语权，而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如果想要进入美国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领域，三大机构也垄断了市场，主权信用评级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国家，占据了世界上95%的份额，成为评级业的基准。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壮大，各种新兴评级机构也在不断涌现，现在中国规模较大的评级机构主要有4家，分别是大公国际、联合资信、中诚信、上海新世纪，俄罗斯也于2015年成立了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ACRA。 然而，自2006年起，美国的评级机构开始逐步控制中国的一些评级机构。2006年，穆迪收购了中诚信49%的股权并获得了中诚信的经营权，同时约定7年后对中诚信持股比例达到51%，实现控股；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获得了经营权；2008年标普也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几乎控制了中国2/3的信用评级市场。 由于受到国际评级机构的控制，新兴国家评级机构的话语权严重缺失，而占据全球评级市场巨大份额的三大评级机构在对待新兴国家的评级上却有失公允。 现有评级体系问题缠身 一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都垄断着国际评级市场，在评级市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投资者没有更多其他的评级结果来参考，而只能借鉴这三大机构的信用评级报告，这就造成对三大机构的过分依赖，若三大评级机构无法做出公正的评级时，投资者将会被误导而做出不恰当的决策。在主权评级方面也不能做到完全公正评价一个国家主权等级，所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 一是质疑评级的独立性。国际评级机构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其获利模式可能引发利益输送。对任何企业来说，得到较高的信用评级对于企业自身的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在发行人付费模式下，评级机构的收入是来自发行人，此时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就很难保持评级的中立性。 二是质疑评级的客观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往往有双重标准，对美国国内的评级结果较高。以国家主权评级为例：中国的经济多年以来一直被世界看好，并且保持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发展预期，穆迪却先后两次下调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而同期，不管美国的经济发生怎样的变动，美国的主权评级始终长期被认为基本没有风险。 三是质疑评级的专业性。三大评级机构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频繁失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加剧了顺周期性效应，没有预示风险的产生。金融危机爆发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迅速下调了遭受危机的国家的主权评级，使得这些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而且这一急速降级的做法在金融危机初期便加剧了市场恐慌，对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信用评级机构还存在自身的无奈，即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给信用评级工作带来了许多问题。尤其是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资产组合的复杂性，给国际信用评级带来了很大压力。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国际评级体系为了适应金融产品的发展而改进评级体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潜在风险的滋生。 相应地，评级结果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债务规模，评级体系也没有依据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去做评估，而仅仅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出反应，这就导致其很难预测出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方面，评级机构没有切实、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从而导致一些失误。 有报告表明，虽然一些新兴国家的债务规模与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却获得了比发达国家还低的信用评级结果。 以中国为例，去杠杆、去库存的供给侧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得到国际投资者认可，但自2016年3月起，穆迪仍先后两次下调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调降至A1。对此，中国财政部认为穆迪的评级方法不恰当，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说，“穆迪给中国降级如同听从不打球的小矮个评价乔丹打篮球，不能当真。” 国际评级体系重塑可期 世界经济进入信用经济时代，信用评级结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兴国家的发展水平与速度、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产生、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都为新兴评级机构的成长提供了环境。新兴评级机构的不断成熟与进步，提升了新兴国家在国际评级市场中的话语权，同时也推动着全球评级市场的改革。 从评级市场现状来看，打破国际评级机构垄断的局面，促进评级行业的良性竞争是首要任务。现有国际评级体系存在的问题，促使各国都纷纷建立起自身的评级体系，在改革中不能忽视这些评级机构的存在，这些评级机构可以合作组建非主权性国际评级机构，形成与现有三大机构并行的双评级机制，力求实现评级的风险制衡。 大公国际、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等新兴信用评级机构的出现，为国际评级体系带来了新的生机，这有利于新兴国家摆脱对欧美的依赖，依据各国的经济实际，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角度考察各国信用风险特征，并根据不同国家的现实，做出合理的评级，这样也提升了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得相关判断更加符合世界经济治理逻辑。 2012年10月，中国大公国际、美国伊根-琼斯评级公司和俄罗斯信用公司宣布联合成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该集团建立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根据评级的发展要求对各个主权国家和经济体做出评价，向世界提供公平、公正的评级信息，继而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 在监管方面，各国应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将信用评级机构涵盖其中，用来防范由评级机构带来的金融和经济风险，加快培育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同时加强对国际评级机构的市场监管。从评级市场普及程度来看，应该利用好舆论的影响力。让国际社会能够充分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大公信用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源：2017年9月2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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